元代散曲选本中的元人散曲观及曲学史意义

选本常常可以表达选家的文学观，因其既能体现存人存作的史学意图，又能表达选家对文学发展的认知和评判。元人选元曲无疑是元人视角下对当朝散曲创作认识的重要表现。据任中敏统计，见于记载的元人所编散曲选本至少有16种，但大部分都未流传下来。(1)任中敏：《散曲丛刊》(下)，曹明升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034～1035页。现存选本只有杨朝英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疑为胡从善所编的《类聚名贤乐府群玉》(2)《乐府群玉》为胡存善编的观点最早由任中敏提出。其据曹楝亭本《录鬼簿》“胡正臣”条记载胡正臣之子存善“至于《群玉》《丛珠》裒集诸公所作，编次有伦”，认为《群玉》疑为《乐府群玉》。隋树森据天一阁本《录鬼簿》的“吴仁卿”条记载吴编有《曲海丛珠》的信息，质疑“胡正臣”条中《群玉》《丛珠》皆非胡存善之作。葛云波通过比对曹本《录鬼簿》在胡、吴条目上修改的信息，认可任中敏说。参见葛云波《〈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从善臆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及无名氏的《梨园按试乐府新声》。虽数量有限，但可为我们了解元人散曲观的形成提供众多信息。元人散曲选本的编纂，也对后人认识散曲文体、书写元散曲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曲学史意义。目前学界从整体上对元人散曲选本的研究并不多，该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3)如杨栋的《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只从杨氏二选对令套分类的体例上探讨“乐府观”，以及讨论杨朝英的选曲风格。参见杨栋《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王昊《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行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亦只简略地引用《阳春白雪》序来证明元人以散曲与宋词争胜的“尊体”意识。参见王昊《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行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赵义山《元人选元曲所呈现的曲学史意义》侧重讨论元人散曲选本的编选风格，未多涉及元人散曲观念的讨论。参见赵义山《元人选元曲所呈现的曲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葛云波《〈乐府群玉〉在选本批评样式上的创新》通过对《乐府群玉》编纂体例和“重当下”的选人意识探讨了选家的批评意识，但只作为单部选本的研究，未从整体上关照元代散曲选本的编纂情况。参见葛云波《〈乐府群玉〉在选本批评样式上的创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一、选家主体的史学意识

选本的史学意识一般是通过选家的理论表述和选文实践来共同体现的。元代的散曲选家正是在选本的序跋中追溯文体源流，并在具体的选文实践中对元散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首先，通过从大的文学谱系中定位散曲文体位置，元代选家对元散曲的文体史背景有了初步的建构。这主要表现在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太平乐府》这两部选本序言对元曲源流论的认识上。虽然两篇序言是由杨朝英的朋友贯云石、邓子晋所写，但从序文字里行间表达出他们和杨朝英在散曲文学交流上的熟稔来看，这两篇序文也基本能代表杨朝英的立场。

在《阳春白雪》序中，贯云石开篇就引用了元好问的话“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并言其“兹评甚矣”。(4)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任中敏：《散曲丛刊》(上)，曹明升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页。本文关于贯云石《阳春白雪》序的引文皆出于此版本此页，不再出注。元好问在《遗山自题乐府引》中言“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5)元好问：《遗山乐府校注》，赵永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821页。认为宋词排名以苏轼第一、辛弃疾第二，实际上表现其欣赏豪放派词风的艺术判断。贯云石以“甚矣”表达了不赞同之意，他列举了徐琰、杨果、卢挚、冯子振、关汉卿、庾吉甫等人各种各样的创作风格，认为他们的创作亦是“阳春白雪”。在他看来，元代散曲作家的文学创作，其艺术价值可以媲美苏、辛所代表的宋词辉煌。二人风格喜好观的差别暂且不论，但由此言能看出贯云石在根本上是将元散曲与词同视的。他称这些作家的创作为“词”，如“仆幼学词，辄知深度如此……澹斋杨朝英选词百家，谓《阳春白雪》……评中数士之词，岂非阳春白雪也耶？”可见在其观念中，元代“乐府”文学本质和“词”是一致的。如其所言，“阳春白雪，久亡无响”，正暗指稼轩词后宋词艺术衰落的表现，而能真正续上这段词史的，正是蒙元以来的乐府作家们。因此，宋词史和元代的散曲史之间可以接续书写。杨朝英在《阳春白雪》篇首置“宋金十大曲”，同样呼应了贯序中将词曲同视的态度。如果说《阳春白雪》序主要强调词曲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到杨朝英晚年再编《太平乐府》时，无论是观念的认识上还是语言的表述上，都较早期有明显不同。邓子晋《太平乐府》序言中不仅强调了从词到曲的“一变”，而且继续向上追溯到诗，从而构建了诗词曲的变化发展规律：“乐府本乎诗也。三百篇之变，至于五言。有乐府、有五言、有歌、有曲，为诗之别名矣。及乎制曲以腔，音调滋巧，甚而曲犯杂出。好事者改曲之别名曰词以重之，而有诗词之分矣。今中州小令套数之曲，人目之曰乐府，亦以重其名也。举世所尚，辞意争新，是又词之一变，而去诗愈远矣。”(6)邓子晋：《太平乐府序》，杨朝英：《太平乐府》，隋树森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页。本文关于邓子晋《太平乐府》序的引文皆出于此版本此页，不再出注。虽然邓序没有详细解释从词到曲具体发生了怎样的文体变化，但突出了元代时兴的散曲文体承词而变的文体之分，且将其最终置于诗学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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