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文体形式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文体学”的视角，对中医古籍(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Books，ACMB)文体形式的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

1 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必要性

文体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以研究文本体裁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为核心，日渐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产生影响[1]。在我国，文体研究在古代文学、哲学、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已经成果颇丰，而中医(包括中药，下同)古籍的文体形式研究却还相当寂寞，面世成果仅有3篇论文。《中医文献文体的分类辨析》一文将中医古籍文体分为8大类[2]，《试论中医文献的文体》又进一步分为3种7类[3]，这2篇论文可以说是中医古籍文体研究的奠基之作，但还停留在文体分类的初级阶段上。而《古医籍助读(三)——中医古籍的著作结构与文体》仅简单提及中医古籍文体的多样性[4]。而且这3篇论文均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这说明中医古籍文体研究一度曾引起关注，而后却未能深入下去。目前中医古籍研究主要集中在2个方向，一是关注内容；二是文献的版本、目录、训诂、整理。后者虽然偏于形式，却囿于传统“小学”的范围与方法，对连接内容与形式的文体少有关注，至于对文体的深入挖掘与探讨更属阙如。在笔者看来，中医古籍文体形式的研究是大有必要的。

首先，中医古籍文体形式多种多样，足以构成一种现象乃至研究对象。当我们打破学科壁垒，从大“文章学”的角度去观照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文章(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观照方式)[5]，可以发现承载它们的是种类繁多，千变万化的文体形式，而这些文体形式均有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医古籍也是如此。在编修医古文教材，编排文选，确定目录的时候，在考虑内容的同时，往往还要兼顾文体，这就已经说明了中医古籍的文体研究大有必要。

其次，中国古代一直有重视“文道关系”的传统。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在中国古人的著述行为当中一直都不是个随随便便的选择。严肃的写作往往煞费苦心地选择或者打造一种合适的文体形式，来承载其内容，表达其思想，反映其理念[6]。所谓“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相当一部分是从文体形式当中传达出来的。医家著述也是如此。“问难体”“类编体”“论说体”“医话体”“谱录体”等五花八门的医籍文体往往反映了作者的不同思想理念。小而言之，可能包括对著述内容的理解与价值定位；大而言之，可能包括对医学的观感以及对医者的自我体认。因此深入研究中医古籍的文体形式将会对中医学、中医史、中医文献学和文化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再次，中国一向有文体学研究的传统，也就是说对文体的重视、对“文道关系”的重视已经达到了自觉并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比如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分篇对各种文体进行专门而细致地阐述[7]。同代昭明太子的《文选》也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意识[7]。而在历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当中从来不乏对文体形式的探讨。唐代以后，伴随政治改革与各种思想潮流出现的“中唐古文运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及明代诗文复古流派乃至现代的“白话文运动”等，均体现出对文体形式的高度重视与理论研讨。医书的著述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员，其文体学造诣和思考是不可抹煞的，在中医古籍文本的研究当中应该予以还原。

2 研究的方向及要点

2.1 中医古籍文体形式发展史的梳理 对现象的梳理是深入探讨的基础。正如中医学有一个发展历程，记载其成果的医籍文本的文体形式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有的文体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存在，比如问答体；有的文体出现很晚，却蔚为状观，比如医案体；有的流行一时，有的长盛不衰；有的渐渐发展完善成熟，并在大的书籍形式下呈现不同的面貌，比如类书；有的一经出现就形成固定的表达模式，鲜有变化，比如人物(医家)传记体。中医古籍文体形式发展史的梳理，既包括对中医古籍各种文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出现、演变、流行、衰亡、普及度等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归纳，也包括在此基础上汇聚与清晰起来的医籍文体总史以及某一时代横断面的医籍文体形式特征的总结与描画。比如，逻辑清晰的“论说体”是什么时候用于阐述医学理论主张的？历代本草著作在文体形式上有哪些共同点和发展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其答案，亦即对“怎么样”的回答，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的基础。

文章来源：《文体用品与科技》 网址: http://www.wtypykjzz.cn/qikandaodu/2021/0425/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