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夏商时代的文字与文体

在夏商代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文字化”符号，经过长期的流通应用与演绎，不仅因需要而产生的“形”的数量越来越多，发展成为内涵丰富、便习通行的意音文字，还出现了一大批抽象固化的虚词，文字逐渐具备了记录、记载、说明、交流、表达感情和传播传承的功能，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文化积聚作用。

一、夏商文字之使用状态

中国文字通常指汉字，汉字的滥觞究竟有多悠久，难以确切回答，但其起源当可追溯到史前时期。《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务)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文字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如采用结绳记事、刻符形式的前蕴育期，这符合文字起源的生成规律。

田野出土史前刻划符号，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史前刻符，以刻划在陶器上占大宗，也有刻在龟甲、骨器、玉器等其他器物上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甚广。在中原地区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发现石器上有刻符“乙”，龟背甲上有刻符“”，似一人扬手形，龟腹甲上有形似“目”“曰”之类的刻符，年代上限早到8000年前。[1] (P458、984-991)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百多个彩陶刻符(1)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与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大溪文化时期陶器刻符(2)参见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早到距今6000年左右。在黄河下游东部滨海地区出土陶器刻符，可早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2]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及诸城前寨三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彼此间距约200里，均出土陶器刻符、，[3]显然已经属于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4]并在较大地域范围内使用。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多字“陶文”，2行8字。[5]良渚文化时期的多字“陶文”也每有发现。[6]

舞阳贾湖刻符

高邮龙虬庄“陶文”

史前陶器刻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陶符”，是陶工为某种用途临时做的记号，无语言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另一类为“陶文”，常刻在陶器的特定部位，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可能寓图形表词义和读音，类似铜器彝铭中的族徽，但尚未形成代表语言的书面形态，是中国现行汉字的远祖。[7]有迹象表明，史前陶器刻符，有一部分经约定俗成而向文字发展，比较容易在后来的甲骨文与金文中找到结构形态基本相同的文字，其中小部分早在当时就已经是固定的“字”，也有一部分则永远停留在记号层面上。[8]但也有的刻符可能后来向另外的文字系统发展，属于在中国范围内曾经存在又失却传承早已消逝的文字种类。

夏代前后有文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传播，当无疑问。山西陶寺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残片上，有毛笔朱书“文”“尧(一释昜)”两字。[9]王城岗城址出土了“共”字陶文。[10] (P76-78)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刻有“耳”“目”“鱼”等陶文及40余个陶器刻符，[11]有的由直线组成，类似史前刻符，有的结构比较复杂，已接近殷墟甲骨文。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约当于夏代晚期，[12](P74)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13]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现岳石文化时期木构井型祭祀坑一个，出土羊肩胛卜骨两片，一片正面刻一个“入”字，反面刻了“□句五”3字(《合补》附录313正反)，另一片刻一“羍”字，(3)见张光明、徐龙国、张连利、许志辉：《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时代相当于夏代。

文字的使用，在商代已比较流行。郑州商城东南出土过两片字骨，一片为牛肱骨骨臼，刻有一个“”字；另一片为牛肋骨卜辞，刻了11字，辞云：

乙贞比又。七月。

又乇土羊。

可能是地名、族名或人名。土读为社，用羊牲侑祭乇社，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合集》)、“于亳土御”(《合集》)性质相近。[14]郑州商城又出土过两片字骨，[15]分别刻有“厄弜”“弜厄”(《合补》附录311、312)。所出土的陶大口尊口沿还刻有“臣”“鸟”字样。[16] (图版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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