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赵彦春英韵诗经文体研究

《诗经》是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也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经历2000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成为中国文化典籍的杰出代表。早在18世纪，《诗经》便开始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传播并闻名于西方。《诗经》英译已走过200多年历程，其间各种英译本层出不穷。迄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学者深感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于是在1993年首先出现了湖南出版社出版的许渊冲《诗经》全译本，随后1995年汪榕培等也出版了《诗经》译本。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收入了汪榕培的《诗经》全译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学者坚持文化自觉的视角，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继续肩负典籍翻译的时代使命。赵彦春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2017年出版的《英韵〈三字经〉》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朱振武指出，赵彦春式的翻译原汁原味地传递出中国经典，是名副其实的豪杰翻译[1]。美国官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期间选择了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版本，足以说明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完美踏出国门。2018年上半年，高教出版社重推“赵彦春国学经典英译系列”，《英韵〈诗经〉》便是首批出版的9本之一。随着语料库翻译研究模式的建立，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ona Baker。Mona Baker强调，翻译文体研究尤其要关注译者本身在翻译的过程中典型的语言运用习惯，并借此帮助研究者将译者的语言习惯与其社会文化处境结合起来[2]。迄今为止，国内尚无借助语料库工具针对赵彦春《英韵〈诗经〉》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运用语料库方法，以赵彦春的《英韵〈诗经〉》为研究对象，参照汪榕培、许渊冲的全译本，探究赵彦春的《英韵〈诗经〉》中呈现出的文体风格。

1 语料选取及研究方法

笔者自建《诗经》多译本平行语料库。《诗经》的翻译涉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因此，为考察译者理解原文的准确性，及其对语际翻译的影响，本研究的语料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赵彦春《英韵〈诗经〉》(BookofSongsinEnglishRhyme，以下简称赵译)[3]为研究对象，参照译本分别是《大中华文库》版汪榕培《诗经》全译本(TheBookofPoetry，以下简称汪译)[4]和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许渊冲《诗经》全译本(BookofPoetry，以下简称许译)[5]。本研究参照的两个译本均为国内现有知名学者的《诗经》全译本，通过对比分析，本文旨在发现赵彦春的《英韵〈诗经〉》的文体特征，并进一步从语言内外加以诠释。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工具分别从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对比赵彦春《英韵〈诗经〉》与其他两个译本，根据量化统计数据分析赵彦春《英韵〈诗经〉》的文体风格及其成因。

2 词汇层面的语料库统计结果与分析

2.1 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 TTR)是指语料库文本中使用的不同词汇数量与词汇数量的比率。通常使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STTR)来衡量文本使用词汇的多样性[6]。表1是使用WordSmith 4.0统计的《诗经》3个译本标准类符/形符比的对比数据。

表1 《诗经》三译本的类符/形符统计项目译 本赵译汪译许译形符39,,,000类符26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从表1可见，3个译本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赵彦春《英韵〈诗经〉》在词汇使用的多样性方面相较于其他两译本没有典型的特征。

2.2 词汇密度

本文参考Stubbs[7]的方法，通过统计实词形符与总形符数的比例得出词汇密度。英语的实词主要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8]。为了研究需要，本研究采用兰卡斯特大学计算机语料库研究中心(University Centre for Computer Corpus Research on Language)开发的CLAWS4词性赋码器和C7赋码集，分别对《诗经》的3个英译文本进行词性赋码。按照Stubbs的统计方法统计《诗经》三译本的词汇密度，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诗经》三译本词汇密度统计

Baker指出，词汇密度高的文本，实词形符总数多，译文信息量大，阅读难度随之增大[9]。从图1不难看出，《诗经》3个译本中，赵译的词汇密度最高。这说明，赵译的阅读难度最大。由此看来，前两项的统计结果似乎略有冲突。

2.3 词长分布

表2 《诗经》三译本的平均词长及词长标准差项目译 本赵译汪译许译平均词长词长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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